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，基层治理勾连了国家−社会关系、政府层级关系、社会领域内的微观行为，是解读中国之治的“富矿”所在，因此也吸引了多学科的研究者。由于研究领域及研究者的特征，这一领域非但议题庞杂，也充满了方法的争议、视角的竞争。基层治理研究应以寻求因果解释性知识为使命；这就意味着共同体须基于共享的宏观理论话语、中层理论概念和微观经验命题，在研究问题的提取、分析要素的设计与方法的选择上形成必要的共识，追求可嵌入到既有研究领域脉络中的共享性因果机制解释。在未来，这些局部性、竞争性的机制模型，可为共同体进一步探索基层治理的一般性、一致性知识提供元素；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的出现可望为基层治理研究的范式转型开辟道路，基层治理的“一般原理”亦将极可能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现。

法之规范性的基础和来源一直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，从社会理论出发可以对这一问题展开新的探索。哈贝马斯与福柯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。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理性观来重建现代社会，主张法律虽然可变，但是必须来自以道德普遍性原则为基础的商谈民主程序；而福柯则否认作为现代社会之根基的“主体”和“理性”等概念，认为它们都是在特定情境下被微观权力所塑造，因而法之规范性基础也是暂时的、情境的、流动的。他们的争议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为普遍主义与情境主义的对话。综合视角的社会—法律理论建构应该兼顾两者，在“薄”的普遍性基础上寻求具体社会实践的规范意义。